《诗》中可疑为鲁者，为《豳风》。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，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《豳风》是鲁传出。一、《金縢》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，偏偏《金縢》中有一解释《鸱鸮》之文，异常不通。《鸱鸮》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，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，而《金縢》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间事，必是《鸱鸮》之歌流行之地与《金縢》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，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“本事”。二、《左传》襄二十九：“吴公子札来聘……为之歌《豳》，曰：美哉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！”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，而《东山》征戍之叹音，“无使我公归兮”之欲愿，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。至于《七月》中词句事节颇同《雅》《颂》，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，其保有周之故风，应为情理之常。三、《吕氏春秋·音初》篇：“乃作为破斧之歌，实始为东音。”今《破斧》正在《豳风》，虽附丽之事，不与《吕览》所记者同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。有此三证，则《豳风》非出于豳，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，当是可以成立的了。至于《雅》《颂》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，未可知。
除南鲁两地而外，为《诗》《书》之出产地者，尚有宋。箕子之守朝鲜，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（《商颂》：“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”），故宗周虽亡，犹可保守东疆，如晋宋南迁，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，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。微子朝周，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，所谓殷有三仁之中，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，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。殷在亡国时，疆土大，势力也大，牧野之战，“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”，虽把纣杀了，武庚犹在商国。及周公居东，三年经营，才能灭商。迁商顽民，到底不能绝殷祀，并用些恭维话，称商之德，安诸夏之心。宋不用姓，亦无封爵之号。周朝的习惯，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，然子并非姓，宋国女子以子为号，与箕子之子，公子之子，当是同源。至于公之一辞，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，《诗》《书》所记都这样，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（此一说别详）。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，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，然商之文物，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，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。到春秋时，中国之局面大变，周室等于亡国，中原无有力之共主，而戎狄南侵，至于郑卫，荆楚北窥，尽有南国，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，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，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。《商颂》即成于此时，若末篇《殷武》，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，这本是三家旧说，赵宋人有信之者，而罗泌考证，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，更是明切。《商颂》既为《宋颂》，则《商颂》必自宋出，若《书》中之宋国成分，则当于《商书》中求之。《汤誓》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，可别论；《盘庚》三篇文词不如《周诰》古，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，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。若《高宗肜日》《西伯戡黎》《微子》三篇，以文词论，当更后。高宗是儒者所称“三年之丧”一义之偶像，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，周人自称曰文王，商宋人称他曰西伯，《诗》《雅》《颂》绝未提及西伯一名，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，犹满州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。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廷之关系，明已亡其半，犹对清说：“贵国昔在先朝，夙膺封号，载在盟府，宁不闻乎？”（《史阁部答多尔衮书》）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，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（《皇太极侵明告示》中可见），直到其帝玄晔才为诡辩，说“得国之正无过本朝”，谓本是异国也。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，实因周宋而异，然则《西伯戡黎》又是《宋书》了，《微子》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，崇礼侯，而是遁世，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。就这些看，至少可以假定《商书》大都分是《宋书》。